宋元襄、樊之战是冷兵器时代世界历史上攻守时间最长、战争形式、战争手段利用最多样化的一次大规模战争，它牢固奠定了襄、樊在我国乃至世界上的军事重镇地位。其战争过程波澜壮阔，惊心动魄。本文试将这一著名战例简述如下：

一、战前的襄阳

宋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正月，南宋与蒙古联军攻灭金国，宋、蒙在中部大致维持着以淮河——南阳一线为双方国境线。南宋驻守这一线的是与蒙古有灭国、覆族、毁家之恨的原金国降宋的北军，他们仍由北军降将率领，有邓州赵祥、唐州郭胜、均州范用吉、德安尚全等。大敌当前，愚蠢腐朽的南宋官僚体系，对这批有生力量不但不加珍惜爱护，反而猜忌提防，百般刁难、排挤，直至企图屠灭，导至他们心寒齿冷、诚惶诚恐、朝不保夕，随后的蒙古军南下时被迫投降了他们的宿敌蒙古。端平三年，襄阳城连同城内大量物资、武备也在内讧和自相残杀中落入蒙古人之手，劫掠殆尽后被焚毁一空，并将襄阳居民全部强迁到蒙古人统治下的洛阳地区，襄阳城成为一座废墟，宋京湖制置司衙门不得不后移到南面的江陵。襄阳也失去了其河南屏障，成为直接与蒙古、后来的大元接壤的边防前线。此后，襄阳除一度为蒙古人所占有外，基本上于荒于人烟状态，直到宋理宗淳祜十一年（公元1251年）京湖安抚制置使李曾伯派荆湖副都统高达、幕府王登率二万一千名荆湖军才收复襄、樊两座毁弃的空城，襄阳城西里许真武山东麓的《襄樊铭》记录了此事件。 

襄、樊二城隔江对峙，宋军在江中立木桩，用铁锁链连接，中间铺以木浮梁架设的浮桥将二城联为一体，使之守望相助，互为犄角、唇齿相依。襄阳南有岘山山脉，西有万山遮蔽，汉水成东北二面的天然屏障，东南有鹿门山拱卫。经过高达几年对襄、樊二城的修复，让驻军家属移居襄阳，通过浚河、开渠、屯田、免租、移民等活动使襄、樊渐渐恢复生机。虽然没有恢复到昔日“甲于西陲”的实力。但也重新成为“城高池深，兵精而食足，师出必克，敌入軏败。”扼水陆要冲的军事重镇。即使南路不通，依靠优势的水军，也可保水路与郢州、江陵、武昌的畅通。即使面对强大的蒙军，宋庭对守住襄阳仍十分有信心，吕文德曾信心满满地认为：“襄阳城池坚深，兵储支十年，令吕六坚守，果整敢妄动，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面对已平定阿里不哥和李璮之乱，巩固安定了国内政权，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达到了空前强大，定都大都，改国号为元的大元帝国。宋庭朝野对面临险峻的形势仍严重估计不足，太过盲目乐观了。

二、三大战区

襄、樊之战前，蒙古大军曾两次大举攻宋，分别是从长江上游的川、渝，中游的荆、襄、武昌，下游的两淮三大战区发动进攻的，南宋也是在这三大战区布置纵深防御，进行节节抵抗的。前二次重点从四川进攻的蒙军在巴、渝地区遭到余、王坚等采纳羌人冉琎、冉璞意见修建的寨堡山城防御体系的顽强抵抗。尽管蒙古人在这一攻防战中学会了修筑寨堡及以寨堡对寨堡，以山城对山城的作战方法。但在崇山峻岭，拥有重重寨堡的宋军的坚强抵抗面前，善于野战的蒙古铁骑无疑是以短击长，加上蒙军在川、渝恣意掳掠屠杀，使川、渝军民同仇敌忾，誓与阵地共存亡，至使蒙军损兵折将，一筹莫展。蒙哥大汗也急火攻心，病死于钓鱼城下。使蒙军侵占四川，然后顺流东下，直捣临安的战略无法实现。而下游战区的两淮流域，河网纵横，又有淮河天险横亘，极不利于蒙古铁骑驰骋，加之该战区正位于南宋政治中心北面，与临安近在咫尺，南宋在此布有重兵，增援迅捷，加上山东、豫南经李璮之乱，百物凋零，民心不顺，组织进攻更为困难。这样中部荆、襄战区就成为宋三大防区中的软肋。

荆、襄战区位于首尾兼顾的长江中游，拱卫临安，屏蔽湖广，缀辅川、渝。是南宋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一直是南宋的重点军事防御区，南宋王朝专门在此设置了负责长江中游防御的京湖制置使，衙门在武昌（今鄂州）。此战区一旦被攻克，则川、渝上游将被遮断，湖广门户大开，临安危如累卵。故京湖制置使在此部署了以襄阳为龙头，郢州、江陵为后援，常德、复州（今天门）、德安（今安陆）、汉口、阳逻、武昌为龙身的庞大纵深防御体系。

位于大巴山、桐柏山之间南阳盆地南端的襄阳就成为中部战区防守的关键，一旦有失，蒙古大军可沿南阳盆地唐白河南下，从襄阳入汉江，浮汉水下鄂州，或从陆路沿荆、襄隘道亦或从随枣走廊南下鄂州，然后顺长江东下，直取临安。从中部战区的设置和严密的梯级纵深布防可以看出，南宋朝野对襄、樊的重要性的认识始终是清楚的，“天下大势，首蜀尾淮，而腰膂荆、襄”。时人认为襄阳“左顾川、陕，右控湖、湘”，“乃朝庭关健”，宜“屯重兵于襄阳”。“乃自古必争之地，备御尤宜周密”。“国家所恃者大江，襄、樊其喉噤”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宋庭让德高望重，有几十年临边经验的名将京湖制置大使吕文德的弟弟吕文焕“依旧带行李器械改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充分体现了南宋对襄、樊的重视。已将灭宋战争的进攻重点由川、渝战场转到荆、襄战场的蒙古朝野，对襄阳重要性的认识似毫不亚于南宋朝野，早在元太宗十三年，李桢即表言“襄阳乃吴、蜀之要冲，宋之喉噤，得之则可为他日取宋之基本”。 至元元年，忽必烈 “敕邓州沿边，增立茱萸、常平、建陵、季阳四堡”。刘整于至元四年“十一月，入朝，进言：‘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之劳，先攻襄阳，撤其捍蔽”。“世祖即位，（郭）侃上疏陈平宋之策。其略曰：‘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己。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后皆如其策”。此前蒙古曾两次占有襄阳，并将襄阳人户全部强迁其腹地洛阳，就在襄阳大战的前一年，元都元帅“阿术观兵襄阳，遂入南郡，取仙人，铁城等栅，俘生囗五万，军还，宋兵邀襄、樊间，阿术乃自安阳滩济江，留精骑五千阵牛心岭，复立虚寨，设疑火，夜半敌果至，斩首万余级，”这次宋兵战机选择适当，虽然中计劫了一个空寨，被伏击，损失惨重，但宋军能利用水军优势，在城西的安阳渡以舟师横阵汉水，截其归路，并敢于用骑兵冲击蒙古大军，统帅阿术坠马，差点被活捉，全赖怀都、阿剌罕、拜降、张荣实诸猛将奋力相救，才得以侥幸逃脱，宋军只是因为战斗力和士气不敌蒙军而功亏一溃。再在此前，阿术也曾在经过襄阳时驻马虎头山观察地形，指汉东白河口曰：“若筑垒于此，襄阳粮道可断也”。战前的元军统帅阿术对如何攻取襄阳想必已了然如胸，事实上紧接着开始的襄阳之战正是从修筑白河堡开始的。

三、筑围鹿门

1261年，忽必烈听取刘整的建议，到武昌用玉带贿赂南宋所倚重的京湖制置使吕文德，请求在樊城外设立进行两国边境贸易的榷场，获吕文德同意，蒙古人又以防盗为借口骗得吕文德同意在鹿门山筑围并建筑白鹤堡，这样就在宋军的鼻子底下建立了立足点。

早在宋乾道元年，南宋和金就在樊城北的邓城设立过榷场，运营至宁宗嘉泰三年关闭，而蒙古人这次通过贿赂吕文德所建的榷场我们认为在现襄阳城东南约三十公里的东津至鹿门山一带，在老营的可能性最大。不利用宋、金原有的榷场址而选择远离襄、樊二城的鹿门山一带，显然是居心叵测，颇费了一番用心的：这里西枕千里汉江，北依滔滔唐白河，东南面临淳河依偎着巍巍鹿门群山，东北一角连通随、枣走廊，水陆交通极为便利，尤其北边依唐白河与蒙古腹地相连，掌控着南北水上交通大动脉，便于南北物资的运输，有利于榷场贸易的进行；这一地区四周有天险可恃，中间开阔夷敞，水源、物产丰富，地域辽阔，可布千军万马，攻守、进退、回转裕如，极有利于军事布防、演练、补给和屯储；这里离襄、樊二城远近适宜，既不易引起二城宋军的高度警惕，又可充分隐蔽进行夺取襄、樊二城的军事准备；东津古称柜门关（鬼门关），在现代铁路、公路兴起以前一直是一个“五方杂处，商贾云集”的商业重镇，清朝襄阳府还在此设有把总维护治安，有非常好的商业经济基础。在建榷场的同时，蒙古人筑土墙于鹿门山外，内筑堡壁于白鹤山，是榷场建于这一带的确证。

鹿门山，位于襄阳城东南30公里，山势雄奇壮丽，东西横亘数十里，南坡尤为险峻并与宜城汉水以东群山相连，西抵汉江与西岸襄阳城南岘山山脉南端的百丈山（今曹家山）东西对峙，百丈山与汉江西岸间为宽阔的漫河滩，可容大军驻扎，其南连接着著名的虎尾洲、龙尾洲。襄阳北侧的汉江在城东北折转南下以后，在鹿门山以下的十余公里，河流变宽，流速减缓，形成S型河道，河床摆动较大，在河心形成不少大沙滩，著名的有构林滩、灌子滩、湍滩、赤圃滩等，具体位置已难确指，是襄、樊二城的南部噤喉，历来为军事重地。就在鹿门山南，汉水东岸平原上的黎丘城即为西汉末楚黎王秦丰的都城。南郡人秦丰，于西汉末起兵，先后占有襄阳一带十二个县，势力一度十分强大，东汉建武年间与汉光武派来的岑彭、朱祐大军在邓州、枣阳等地长期对峙，被岑彭的调虎离山计击溃后被长期围困于黎丘，最后携全家从黎丘出降，东汉建武四年光武帝刘秀携侍中习郁还亲临黎丘劳军，习郁大概就在这前后被封为襄阳侯，随后托故在山上修建了纪念苏岭山神的祠宇。《襄阳府志•卷四•山川》“鹿门山，县东南三十里，舟行六十里，旧名苏岭山，汉建武四年，帝幸黎丘，与侍中习郁，俱梦见苏岭山神，帝因命郁立祠于山上，郁刻二鹿夹道口，竦峙如门，因名鹿门山，上有清泉茂林，映带左右，汉庞德公隐居山中，唐孟浩然、皮日休先后皆隐于是，有鹿门寺……宋吕文德受元贿，许元开榷樊城，遂筑土墙于鹿门山，又筑堡白鹤山，是山当近鹿门山…..苏岭山在鹿门山北，仍名苏岭山，后汉朱祐擒秦丰于苏岭山，即此。”此说与《后汉书》记载有较大出入，但却是千百年来鹿门山成为著名景区的历史文化源头。白鹤堡亦当如《府志》所载在鹿门山附近，而非顾祖禹所言在襄阳岘山南的白马泉。正是这个榷场成为日后阿术、刘整攻取襄阳的帅府所在地，亦即后来刘整训练蒙古水军的地方。《元史。卷一五九。列传第四十六》“六年，宋守臣有遣间使约降者，帝命（赵）璧诣鹿门山都元帅阿术营密议。”所言甚明。现东津老营原有用长且薄的大青砖砌的水井一百多口，现在仍能找寻到十余口，当是当年长期驻扎于此的元军所掘。当地传说的东汉末蔡瑁在此练水军的故事，明显是元初刘整、阿术在此练水军故事的讹传。凡此充分证明了元军将帅的英明远见与宋庭官僚的昏聩愚蠢，“由是敌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时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日炽，文德弟文焕知为所卖，以书谏止，文德始悟，然事已无及。”“文德以许蒙古置榷场为恨，每曰：‘误国家者，我也！’因疽发背，致仕，卒。”

完全可以说这一地区同样控扼着襄阳地区的水陆要冲，具备襄阳所具有的全部经济、军事、交通等地理方面的有利条件更多出两大优势——地域辽阔；可控扼襄、樊二城并遮断襄阳与南宋的联系。对襄、樊拊背扼喉，实为二城的“天敌”。

四、顿兵坚城之下

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忽必烈任命阿术为都元帅率军进攻襄阳。阿术提出：“所领者蒙古军，若遇山水寨栅，非汉军不可。”忽必烈即以刘整为都元帅，统汉军，与阿术同议军事，率蒙、汉大军进攻襄阳，正式揭开了其灭亡南宋，统一中国的战争帷幕，襄阳之战正式开始。

忽必烈这次的攻襄战略是“但围之，以俟其自降”。这已不是最初只知屠城野掠的蒙古帝国，而是要浑一中国，取得完全正统，需要土地、人民、城池的大元帝国。

当年七月，刘整、阿术军都开到了襄阳前线，他们计划先筑白河口、鹿门山城堡以站稳脚跟的作战方案获忽必烈批准。九月，阿术统兵包围了樊城。眼见大事不妙的吕文焕，一面蜡书向朝庭报白河口、万山、鹿门山北帅兴筑城堡，一面积极应战，吕文焕想乘敌人立足未稳、城堡尚未建成的时机，进攻蒙军，将敌击溃。十一月，经精心准备的宋军向元军沿山诸堡发动了进攻，阿术分兵御之，斩获甚众，宋军大败，退回城中。不过吕文焕面对强敌，敢于主动出击，实属难能可贵，战术正确，值得肯定。第二年正月，吕文德才迟迟将吕文焕与荆、鄂都统唐永坚蜡书所报元军在襄、樊修筑城堡一事告诉宋度宗，度宗即“檄知郢州翟贵、两淮都统张世杰，申严备御”。

蒙军接着开始了“筑长围，起万山，包百丈山、楚山，尽鹿门，以绝之”的浩大围城工程并将包围的重点放在襄阳的南大门鹿门山汉江两岸，让悍将阿刺罕驻守江西的百丈山及山下的漫河滩，在漫河滩上由骁将百家奴、高闹儿等修筑堵截南北的新城（今襄城区欧庙镇李刘集），让大将万户张宏范镇守鹿门山，初步形成了对襄、樊二城的包围，摆开了决战襄阳之势，这种战法来攻打襄阳是蒙军攻战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宋庭朝野始料未及的。在着手围城的同时，元军开始了对宋军的不断进攻：奉命出巡逻的唆都“夺宋金刚台寨、筲箕窝、清涧寨、大洪山、归州洞诸隘。”宋京湖策应司参谋呼延德领诸将张禧等在宜城平原南部巡逻时，居然与蒙古兵在蛮河边发生了一场遭遇战。

都    元帅刘整率兵五万，钞略沿江诸军，皆婴城避其锐，俘人民八万。张君佐任砲水手元帅，率砲水手兵驻扎在襄阳区东津镇汉水旁蔡州，这时其砲手兵受命攻打襄阳。   

五、围城打援

从元至元六年到至元九年（宋咸淳五年—咸淳八年，公元1269年—1272年），蒙军主要进行围城打援。战争大致是这样进行的。

至元六年

这一年蒙古对襄阳战区增加了兵力，加强了围攻。

“六年春，正月……阿术军入宋境，至复州（今天门）、德安府（今安陆）、荆山等处，俘万人而还……三月，筑堡鹿门山。六月，阿术率兵万五千人，厄宋万山，射垛冈、鬼门关樵苏之路。”

“六年，帝以宋未附，议攻襄阳，诏天泽与附马忽刺出往经画……至则相要害，立城堡，为必取之计”“天泽至，吕文焕遣吏饷以盐茗（示刘整以暇）。天泽筑长围，起万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筑岘山、虎头山为一字城，联亘诸堡，以立久驻必取之计。”

“六年，（张弘范）括诸道兵，围宋襄阳……戍鹿门堡，以断宋饷道且绝郢之救兵。”

“六年，命（赵）壁同行汉军都元帅府事。”

“至元六年……（李庭）从伐宋，围襄阳。”

“（隋世昌）六年伐宋。”

“六年庚申，水军千户邢德立、张志等生擒宋荆鄂都统唐永坚。”

面对襄阳防卫日益严峻的形势，消极被动防守的宋庭不得不采取增援襄、樊的军事行动，但面对强大的蒙古铁骑，宋朝上下既无心也无力更无胆识、勇气主动出击，通过野战全面击溃蒙军，从根本上给襄阳解围，而是企图依靠暂时的水军优势，打破围堵，从水路上给襄、樊二城以有限的人、财、物支援，从而使襄阳能长期坚守。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种做法既幼稚又无实效，纯粹是挑雪填井，炊沙作饭。

于是，同年3月，“京湖都统张世杰率马步舟师援襄、樊，战于赤滩圃。”败绩。

“以贵为沿江制置副使援襄阳，贵乘春水涨，轻舟部粮，至襄阳城下，惧蒙古军掩袭，仅能与文焕交语而还”，这无疑是南宋最成功的一次援襄行动。引起了蒙军的高度重视。张弘范立即建言云：“‘国家取襄阳，为延长之计者，所重人命而欲其自毙也。曩者，夏贵乘江涨送衣粮入城，我师坐视，无御之者，而其境南接江陵、归峡，商贾、行旅、士卒络绎不绝，宁有自毙之时乎，宜城万山以断其西，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则庶几速毙之道也。’帅府奏其言，移弘范兵千人戍万山。”说明万山堡和鹿门堡等堡真正大规模建筑是始于这一年，此前可能只是构筑了一些简单的营垒而已。

秋七月，乘“大霖雨、汉水溢”的机会，夏贵“率兵五万，馈粮三千艘自武昌溯流，入援襄阳”，为元军所败，俘杀二千余人，获战舰五十余艘，在这次战役中，夏贵让宋军佯装出没鹿门山下汉江东岸林谷间，企图偷袭江西鹿门山对面漫河滩上新城，这一声东击西的作战意图，一开始就被阿术识破，阿术命令诸将不预理睬，准备舟师在新城以逸待劳，第二天，当宋军冲向新城，在新城南面虎尾洲，为阿术所败，士卒溺汉水死者甚众，接着范文虎又以舟师增援夏贵至灌子滩也被阿术打败，范文虎临阵以轻舟逃归。

此后张弘范开始修筑坚固的万山堡，并建有直抵江边的一字城，在鹿门山外汉江中的灌子滩上元军也建筑了坚固的堡垒，从而从东西两侧阻绝了外界对襄、樊二城的援助，建立了对襄、樊二城牢固的大包围圈，进一步逼降襄、樊二城。

面对外援无望，元军又大修万山堡，彻底围困襄阳的困难局面，吕文焕再一次选精锐一万五千人的步骑兵及百余艘战船主动出击万山，企图趁张弘范、李庭部立足未稳，击溃或消灭该部，打通襄阳的西部通道，撕开元军的封锁，不料被士气如虹的元军利用再衰三竭之机以少胜多，打的大败，再次元气大伤，退回襄阳城，从此彻底丧失了主动出击的能力，襄、樊与外被彻底隔绝，而这以前大概还偶尔可以通过汉江水路和陆上一些樵苏的小路与外界相通并取得补给、传递信息。《大明一统志.卷六十.襄阳府.古迹》载“(邓城)其旁有牛首、安阳、古城、红崖、白河、沙河、渔兰、新城、淳河、滚河等十城，宋末元兵筑此于要津以绝其援，故址尚存。”清《府志》合邓、鄾二城为十二连城。

冬10月，宋遣人馈盐粮入襄阳，被元军截获。

在双方战争正酣时，双方的后勤补给战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较量。正月，忽必烈签民兵二万赴襄阳支援前线战争；给河南行省钞千锭犒军。南宋度宗“八月诏襄、樊战士战御宣力，以钱两百万犒师，趣上其立功姓名补转官资….十一月……以钱二百万命京湖帅臣给犒襄、郢等处水陆战士”。

至元七年（1269年）

这一年元军继续对襄阳前线增兵，加强对襄、樊二城的包围和进攻。

我们从《元史》中看到，蒙古各地签军纷纷赶到襄阳前线。大将怀都被忽必烈增派来襄、樊前线，守卫鹿门山至白河口（今清河口）的一字城；谒只里被命为监战，以所领诸军围襄阳，筑一字城以张声势，一时名将唆都、刘国杰、李庭等皆隶麾下；硃国宝这时也出现在襄、樊前线，督造战舰，筑万山堡；张泰亨“七年，从攻襄阳，矢中右臂。”       

“七年，以（隋）世昌为淄莱万户府副都镇抚守万山堡，建言修一字城以围襄、樊”；开始修筑对襄、樊二城的再包围圈，史载阿术在襄阳城外“筑园城，以逼襄阳”即是。

三月，刘整“筑实心台于汉水中流，上置弩砲，下为石囤五，以扼敌船。且与阿术计曰：‘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军不及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乘驿以闻，制可。既还，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习之，得练卒八万。”加上至元五年忽必烈“敕陕西五路四川行省造战舰五百艘付刘整”及缴获的宋水军舰船，经过刘整严格的训练，从根本上改变了元军水师不及宋军的局面，不仅是在襄阳之战中，而且在以后的灭宋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进攻万山堡失利，汉水南路又被堵绝，“文焕等又以渔舟渡汉水窥视军形”，被驻守万山的李恒伏击，城西的水上交通亦被元水军绝断。

6月，汉水涨，范文虎不得已，又将卫卒及两淮舟师十万增援襄、樊，进至鹿门山，阿术在鹿门汉水东西岸严阵以待，“别令一军趋会丹滩，犯其前锋，诸将顺流鼓噪，文虎军逆战不利”，精心组织的十万援军被元军前锋一触即溃，弃旗鼓鎧仗，乘夜逃归，蒙古俘其军，获战船甲仗不可胜计，

同年，蒙古忽必烈发清沧盐四万斤，转南京米十万石，并给襄阳军。南宋度宗“诏以襄郢水陆屯戍将士隆署露处，出钱二百万，命京湖制司给赐；冬十月丁丑，遣范文虎总统殿司，两淮诸郡，往襄、樊会合备御，赐钱百五十万犒师；十一月诏襄郢屯戍将士隆冬可闵，其赐钱二百万犒师。”这些赏赐自然到不了襄、樊前线将士手上。

至元八年

蒙军增强了对襄阳前线的军事供给和后勤保障。《元史•世祖本纪》“八年春正月……其南京、南阳、归德等民赋自今悉折输米粮，贮于便近地，以给襄阳军食，……夏四月，给河南行中书省岁用银五十万两，仍敕襄、樊军士自今人月给米四斗，甲辰，签壮丁备守。”可谓足食足兵，与困守襄、樊两城兵疲师老的宋军形成鲜明对比。

蒙军还进一步加强了对襄、樊二城的围攻。

“五月….以东道兵围守襄阳。”

驻守蔡洲的水砲手元帅张君佐被“调守襄阳一字城，槖砣岭，攻南门牛角堡，破之。”

驻守万山的张弘范“筑一字城逼襄阳” 。

李进：“至元八年，领兵赴襄阳”

郑义：“至元八年，从攻襄阳，殁于阵”

李庭：“八年春，与宋兵战襄阳城下，追奔逐北，直抵城门，流矢中左股而止。”

大将忙兀台被忽必烈“改邓州新军蒙古万户，治水军于万山南岸。九月，以兵攻樊，拔古城，继败宋军安阳滩，转战八十里，擒其将郑高。

为配合襄阳之战，进一步打击宋庭，忽必烈对宋境发动了一次全面进攻，于五月“命赛典赤、郑鼎提兵，水陆并进，以趋嘉定；汪良臣、彭天祥出重庆；扎刺不花出泸州；曲立吉思出汝州，以牵制之。”诸军所至，豕突狼奔，“顺流从筏，断浮桥，获将卒、战舰甚众。”

就在这时，善造砲的亦思马因与阿老瓦丁到了元大都。

打援仍是这一年战事的主要部分。

夏四月，将援襄的宋殿帅范文虎率的舰队在宜城东北汉水中的湍滩击溃，俘获宋统制朱胜等百余人，并夺其军器。来兴国又以兵般百艘侵百丈山，亦被击退。

宋殿帅范文虎等督促粮运，输之襄阳，昼夜不绝。蒙军名将百家奴“乘战船顺流至鹿门山，欲塞宋粮道，出击范文虎屡获战功。”

“六月，范文虎再次率苏刘义、夏松等舟师十万，战船千艘援襄阳，阿术帅诸将夺取战船百余艘，……平章合答又遣万户解汝楫等邀击，擒其总管硃日新、郑臬，大破之。”

是役，阿术先让张禧“率轻舟，夜衔枚入其阵中，插苇以识水之深浅，及还，阿术即命禧率四冀水军进战，宋兵溃，追至浅水，夺战船七十余艘。” 

宋度宗又“以隆暑给钱二百万赐襄、郢屯戍将士……枢密院吴信、周旺赍蜡书入襄城，往复效劳，诏各补官三转。”已是无可奈何之举了。

六、攻破樊城

元至元九年---至元十年（宋咸淳八年—咸淳九年，公元1271年—公元1272年）

战争进行到至元九年，对襄、樊二城久围久攻不下，蒙古军已有些失去耐心，忽必烈派阿塔海赶往前线，都督诸军攻襄阳、樊城。这是蒙古军进攻最猛烈，襄、樊二城坚守最困难的时期，战况异常激烈。

忽必烈让枢密院判官董文炳“筑正阳两城，两城夹淮相望，以缀襄阳及捣宋腹心。”

“九月春，怀都请攻樊之古城堡。堡高七层，怀都夜勒士卒，亲冒矢石，攻夺之，斩宋将韩拔发，擒蔡路钤。”至此，扫清了樊城外围的所有宋军的防御据点，真正兵临樊城城下。

三月，阿术与刘整共同指挥蒙汉军队兵分五路，攻破樊城外郛，斩首两千级，生擒将领十六人，战况空前惨烈，蒙军也损失惨重，大将李庭身负重伤。宋军退至内城继续进行顽强的坚守，蒙古军则在樊城外“增筑重围以逼之”。接着悍将李庭进攻襄阳城外的东堡，焚毁城楼，攻破襄阳城外围的一字城，并设伏诱擒了襄阳宋军骁将胖山王总管，也兵临襄阳城下。

面对危在旦夕的襄、樊二城的防守，南宋朝庭除了继续歌舞升平外，完全束手无策。已盲人瞎马的宋庭度宗又于“二月……以钱二百万给犒襄、郢水陆战戍将士。”“六月，以钱千万命京湖制司米百万石转输襄阳府积贮。”这纯粹是故作姿态。谁都知道这些东西根本无法送进襄阳城。襄阳城之所以能屹立不倒全赖吕文焕率全城军民竭力坚守。“张汉英守樊城，募善泅者，置蜡书髻中，藏积草中，浮水而出，谓鹿门既筑，势需须自荆、郢援救，至隘口，宋卒见积草多钩为薪，泅者被俘，而郢、邓之路亦绝。”

此时宋度宗“诏让京湖制置使李庭芝移屯郢州，将帅悉据新郢及均州、河口以要津”以期靠前援救和指挥。新驻郢州、无妙计可施的李庭芝别具只眼，想出了一个歪招：出重赏，募死士以救援襄阳。

对这次活动的记述很多，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虽略有夸张，但所述最详。“庭芝闻知襄一水曰清泥，源于均、房，即或其地造轻舟百艘，每三舟联为一舫，中一舟装载，左右舟则虚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赏，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骁悍善战者三千人；求得民兵部辖张顺、张贵俱智勇，素为诸将所服，俾为都统，号贵曰：‘矮张’，顺曰：‘竹园张’。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辈或非本心，宜亟去，毋败吾事。’人人感奋。汉水方生，溯流发舟。稍进团山下，又进高头港口，结方阵，各船置火枪、火炮、炽炭、巨斧、劲弓，夜漏下三刻，把碇行，以红灯为号，贵率先，顺殿后，乘风破浪，径犯重围。至磨洪滩，元舟师蔽水，无隙可入，顺等乘锐断铁縆，攒杙数百，转战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黎明，抵襄阳。城中久绝援，闻顺等至，踊跃过望，勇气百倍。及收军，独失顺。越数日，有浮尸逆流而上，被甲胄、执弓矢，直抵浮梁。视之，顺也，身中四枪六箭，怒气勃勃如生。诸军惊以为神，结冢敛埋之……张贵既入襄阳，吕文焕因留共守。贵恃其勇，欲还郢。乃募得死士二人，能伏水中数日不食，持蜡书走郢，求援于范文虎。时元军增守益密，水路连锁数十里，列撒星桩，虽鱼虾不得渡；二人遇桩，即锯断之，竟达郢，还报，许发兵五千驻龙尾洲以助夹攻。刻日既定，九月，甲子，贵别文焕东下。点视所部军，洎登舟，帐前一人亡去，乃有过被挞者，贵惊曰：‘吾事漏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及举炮鼓噪发舟，乘夜顺流断絙，破围冒进。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诛、刘整分率战舰邀击，贵以死战拒，沿岸束获列炬，烧如白昼。至构林滩，渐近龙尾洲，遥望军般旗帜纷披，贵军以为郢兵来会，喜跃而进，举流星火示之。军船见火即前迎，及势近欲合，则来舟皆元军也。盖郢兵前二日以风水惊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军得逃卒之报，先据龙尾洲，以逸待劳。贵力困，且出不意，与之战，所部杀伤殆尽，贵身被数十创，力不能支，遂被执，见阿诛于柜门关，欲降之，贵誓不屈，乃见杀。元令降卒四人舁贵尸至襄阳城下，曰：‘识矮张都统乎？’守陴者皆哭，城中丧气。文焕斩四卒，以贵祔葬顺冢，双庙祀之。”文中青泥即今太平店，团山即泥嘴西之团山，双庙为旧襄阳城内著名纪念性建筑—双杰寺。《元史•》刘整等《传》所记要简单的多。“（刘整）谍知文焕将遣张贵出城求援，乃分部战舰，傅草如牛状，傍汉水，绵亘参错，众莫测所用。九月，贵果夜出，乘轮船，顺流下走，军事觇知之，傍岸  草牛如昼，整与阿术麾战舰，转战五十里，擒贵于柜门关，余众尽杀之。”这是襄阳之战期间南宋增援战中唯一可圈可点的亮点，证明蒙军并非绝不可战胜，区区三千民兵所展现出的战斗力、战斗精神、战斗意志和宋庭动辄十万正规援军一触即溃、从末跨过鹿门山看到襄阳城墙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的确十分悲壮，可歌可泣，光耀千古。

这期间李庭芝徒劳地使了另一歪招，他伪“为书，遣永宁僧赍金印、牙符来授刘整卢龙节度使，封燕郡王。”在蒙军中对刘整施展离间计，这一简单的旁门手段自然被蒙军识破，反过来说，即便蒙军中计除掉刘整，对战局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

这时发明新砲法的西域旭烈人亦思马英被送到襄、樊军中，该砲利用杠杆原理抛石打击，威力巨大，用力损而所击甚远。元军根据刘整、张弘范、硃国宝等人的建议，用回回砲击，发水军“以木锯断木，以斧断锁，”焚毁了连接二城的浮桥，隔断了襄阳与樊城的联系。隋世昌率军乘风烧毁了汉江上南宋水军的船只一百余艘。随着时机的成熟，阿里海牙认为应改变久围不攻的战法，要求强攻樊城，认为樊城一旦被攻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获忽必烈的批准。至元10年正月，在亦思马因巨石砲的支援下，蒙军对樊城发动了多路最猛烈的强大进攻，战斗进行的十分酷烈，蒙军可谓少有的碰上了真正的对手，大将李庭、张弘范、刘国宝、隋世昌等都身受多处重创，蒙军终于攻破樊城并残暴地屠城，其行为令人发指眦裂。樊城首将牛富率死士百余人巷战受伤，以头触柱赴火死，偏将王福亦赴火自焚，参加协防的殿帅范文虎的侄子范天顺在守地自缢殉国。           

眼睁睁的看到隔河对岸的樊城被攻破屠城，可以想象襄阳城内军民是何等的震撼、绝望、惊恐和无奈，至今令人椎心泣血。

七 拔帜易帜

经五年多的围困，襄阳城外围宋军的城堡一字城等防御工事已被一一攻破；城内已食尽薪绝，城中军民开始“撤屋为薪，缉关会为衣”；困守孤城的“文焕每一巡城，南望恸哭而后下，告急于朝，樊城被陷，复申请之”，虽然望穿秋水亦无济于事。乘战胜之威的蒙军大军将襄阳城团团围住，亦思马因“置砲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一砲中其谯楼，城中汹汹，诸将多逾城降者”，尤其是“文焕帐前将田世英、曹彪执其总管武荣来降，文焕益孤”。爱惜吕文焕的阿里海牙拒绝了刘整的立即碎城的主张，与张庭珍进至城下，与文焕语曰：“‘君以孤城守者数年，今飞鸟路绝，主上深嘉汝忠。若降，则尊官厚禄可必得，决不杀汝也。’文焕狐疑末决，又决矢与之誓，如是者四，文焕感而出降。”襄阳城最终被拔帜易帜，全城军民的性命幸得保全。历时近六年的宋、蒙襄阳大战结束。

八 余音

吕文投降蒙军后率将吏入朝，被授予昭勇大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襄阳大都督，将吏也获得相应赏赐；元河南行省完成了历史使命被撤，设荆湖等路枢密院镇襄阳，接着升襄阳府为路；襄阳守城的熟券军和城内居民仍居襄阳，由政府分给田地耕牛成为耕种之民，生券军老疾者被打发回家，余则命运悲惨，无妻子者被发配至京师，免去死罪，编入部伍，准备征伐日本；九月，元兵会师襄阳，由丞相伯颜统帅。一度忠心报国、头角峥嵘的吕文焕骤成贰臣，成为蒙军继续灭宋的先锋，其原因耐人深思。由于樊城被屠，襄阳城异帜，吕文焕做了贰臣，史家的春秋之笔对襄、樊二城军民奇迹般的抗元事迹惜墨如金，甚是可惜。同年九月元兵大会师襄阳，接着乘拉枯之势，批亢捣虚，直下京湖、两淮、临安，厝火积薪、栋折榱崩的南宋王朝不堪一击，迅速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相对落后文明取代先进文明的新朝代。

（叶植2008年5月于襄阳城绿影璧）